死亡，我们每个生命最后终将要面对，也没有人能确切知晓在生命的最后，到底承受什么样的痛苦。

参与治疗的医生曾经细致地描述过死亡的患者“死前感受”：“一直呼吸困难，直到最后几分钟，病人全程清醒，病人会呼救，会哭喊着说医生你救救我，伴随着剧烈地挣扎，直到呼出最后一口气。”

全程清醒、呼吸困难、窒息死亡、死前仍能求救……

这些字眼深深扎在心头，这不是活生生被憋死的么？大脑清醒，就知道自己有多痛苦，来这世上走一遭，最后却这么痛苦的离去，我想，如果是我，我不愿意带着痛苦走。

“好死不如赖活着”，是很多人的生命观。

临终病人没有自己的生命决定权，活着的人不肯放手，躺着的人生不如死。

我最怕的不是活着，而是是活得没有尊严。

我已经无法选择如何来到这个世界，但希望，能够决定自己如何死去。

我非常希望有一天，安乐死能合法。

希望有一天，能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。

今天，我想和你们聊聊，这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：安乐死。

比起人工地活着，这可能是一个人最有尊严的告别

很多人认为，人因为受病痛折磨才会选择安乐死。

但在纪录片《明天之前》里，104岁的澳洲植物学家大卫·古道尔教授是个例外。

没有生病，子孙成群，功成名就，是澳大利亚最年长的还在工作的科学家，却也不远千里从澳大利亚远赴瑞士进行安乐死。

当记者问他，有没有一瞬间有过犹豫。

他毫不犹豫：从来没有。

他说：“我不想再继续活下去了，我很开心明天能结束生命，我不认为有其他人介入了这个选择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”

他为何如此坚定？

因为，活着对他来说，也只剩下折磨。

他太老了。

他最爱的一件事是阅读，但他已经无法阅读。

他喜欢旅行，但他再也不能行走了。

他热爱工作，热爱他研究的科学，但他却再也无法工作了。

时间突然把他热爱的一切都剥夺了，生活一成不变，“每天早上起来，等着吃早餐，吃完早餐后，坐着等待午餐，吃了午餐后继续坐着。”

没有希望。

让他最绝望的一次是，独居在家的他不慎摔倒在地，他大声喊叫，没有一个人听见。

被人发现时，在地上躺了整整两天。

那时他才开始相信，自己是时候离开这个世界了。

曾宝仪也访问了一路陪伴他到瑞士的护理人员，他为什么不去敬老院？为什么不请一个护工24小时陪护他？

护理人员说：“如果换成是你，连大小便时一分一秒都没有隐私的生活，你要吗？”

曾宝仪摇头。不要。

在飞往瑞士的飞机上，古道尔穿上了带有“毫无尊严地老去”字样的毛衣。

他相信死亡也是生命的一部分，“为什么我要因此而伤心呢，我不觉得死是一件残酷的事，而是一件自然的事。”

他认为，所有人都可以拥有自主的选择。

最后，他听着自己最喜欢的歌曲，贝多芬的《欢乐颂》，按下了注射药物的按钮。

致力于在全世界推行安乐死的菲利普·尼什克表示：古道尔的选择象征着，安乐死不仅仅是绝症人士的特权，这是一项基本人权，一个理性成年人做出的决定。

文明的进步不该只是人类寿命的延长，还应该追求人的生命质量和尊严。

我想起中国抗癌协会副秘书长刘端祺医生讲过的一个故事。

有个肺癌晚期的老太太，做了3个周期的化疗，被折磨得不成人样。她彻底了解自己的病情后，和医生商量，决定放弃化疗。住院时，她唯一的“特殊要求”是：希望有一个由自己安排的单间。

在这间单人病房里，她请人把自己最喜欢的沙发和几件小家具移到病房，墙上挂满了家人的照片。最后的生命里，她一直在镇静状态中度过。偶尔醒来，会向每一个查房医生、护士微笑。有力气的时候，努力地摆摆手，点点头。直到再也没有醒来。在生命的最后，她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捍卫着自己的尊严。

面对这个话题，白岩松曾说：“死亡有一万扇门，你在哪扇门前谢幕？”

当生存质量难以保障的时候，是否能带着尊严和体面，走完这样最后一段路呢？

这是我们终将面临的课题。

或许安乐死要教会我们的，正是怎样对待生命。

选择怎样死亡，是当事人的课题。如何处理丧失的悲伤，则是他人的课题。

如果非要一个人为了负责别人的悲伤，而艰难地忍受生命只剩下“活着”的痛苦，是不是太苛刻了呢？

这些难题至今没有统一的答案，答案在每个人的心里。

不管怎样，命是自己的，最后做选择的只能是自己。

目前，全球只有荷兰、德国、加拿大、日本等国家通过了“安乐死”合法法案。而从今年10月23日至明年1月15日韩国也将试行三个月的《维持生命医疗决定法》（也称《安乐死法》）。

的确，“安乐死”的合法化还是要考虑宗教、文化、伦理等等敏感又无从理性的话题，但也许终有一天，当宪法合理，社会稳定，人们能真正理解当前医学能力的有限，病人无可挽回的痛苦，而从感性到理性，从固执到宽容，让病人可以有尊严的在自己的意愿下无痛苦离开。